1954年9月12日，农历八月十六。

台北的清晨被一层薄雾笼罩，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烧金纸的灰烬味和月饼的甜腻。大稻埕的街道上，昨夜狂欢的痕迹尚未褪尽——几盏被风吹落的纸灯笼挂在电线杆上，像残破的旗帜；几家糕饼铺的门口，堆着空荡荡的竹编礼盒，伙计们正打着哈欠清点存货。

林默涵站在颜料行二楼的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街景。他一夜未眠，眼底的血丝被墨镜遮住，但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却像潮水一样，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他的神经。昨夜中秋，他在陈明月的陪伴下，勉强撑过了那个最脆弱的时刻，但黎明一到，潜伏者的本能便重新接管了身体。

他必须立刻恢复“陈文彬”的状态。一个在台北商界摸爬滚打的颜料商人，不该有太重的书卷气，也不该有太深的忧郁。他应该是圆滑的、市侩的、甚至有些好色的——这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保护色。

楼下传来陈明月开门的声音。她今天换了一身素净的阴丹士林旗袍，外面罩着件灰色开衫，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家庭主妇。但林默涵知道，她的发髻里藏着一枚铜簪，簪头可以拧开，里面是微缩胶卷；她的袖口里缝着一把勃朗宁袖珍手枪，只有掌心大小，却足以在近距离内取人性命。

“我去买些早点，顺便看看‘永昌号’的动静。”陈明月在楼梯口轻声说，“昨夜中秋，按规矩，军警会放松戒备，但今天一早肯定会突击检查，尤其是我们这种有‘案底’的商户。”

林默涵点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台币递给她：“多买些油条烧饼，再买份《中央日报》。江一苇说，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会有‘影子’留下的暗记。”

陈明月接过钱，会意地眨了眨眼。所谓“影子”的暗记，是他们在报缝里用极细的针扎出的小孔，排列成摩斯密码的短码，只有用特殊角度的光照才能看清。这是他们最安全的通讯方式之一，因为军情局的人再怎么查，也不会把一份公开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针眼。

她走后，林默涵立刻开始收拾房间。他将发报机的零件重新藏进墙壁的夹层里，用石灰抹平缝隙；将昨晚喝过的酒杯和吃剩的月饼盒扔进后院的垃圾桶，浇上煤油烧掉；最后，他走到窗前，将那张女儿的照片从铁盒里取出，看了一眼，然后锁进贴身的暗袋里。

照片上的晓棠笑得那么灿烂，仿佛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。林默涵摸了摸照片，低声说：“爸爸很快就回家。”然后，他关上铁盒，将钥匙吞进肚子里——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线索，要么销毁，要么带在身上，绝不留下任何痕迹。

上午八点，陈明月回来了。她手里提着油条烧饼，腋下夹着一份《中央日报》，脸色有些凝重。

“出事了。”她将报纸递给林默涵，声音压得极低，“‘永昌号’的老板老张，昨夜被抓了。”

林默涵心里一沉。老张是他们在海关的内线，负责传递军舰进出港的情报，虽然级别不高，但胜在位置关键。如果老张被捕，他们的情报网就会少一只眼睛。

“怎么抓的？”他一边问，一边用镊子夹起报纸，对着灯光查看第三版的针孔。

“说是‘通共嫌疑’。”陈明月倒了杯热茶，递给他，“但具体原因不清楚。我买早点时，看到两辆吉普车停在‘永昌号’门口，几个特务押着老张出来，他老婆在后面哭喊，被一个特务一脚踹倒在地。”

林默涵的手顿了顿。老张的老婆他见过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，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。如果连她都被牵连，说明这次抓捕不是例行公事，而是有针对性的清查。

他继续查看报纸，在第三版右下角的一则“丹桂飘香，中秋雅集”的启事里，找到了三个针孔，排列成“·—·—·—”的短码，意思是“有变”。紧接着，在第四版的一则讣告里，又发现了四个针孔，排列成“—·—·—·—”，意思是“速撤”。

“江一苇在警告我们，”林默涵放下报纸，脸色阴沉，“老张可能叛变了，或者，军情局已经盯上了我们这条线。”

陈明月倒吸一口凉气：“那我们得立刻转移？”

林默涵摇摇头：“现在转移，反而打草惊蛇。老张只知道我们的‘文彬颜料行’是个情报中转站，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更不知道‘海燕’的代号。只要我们在他开口之前，切断所有联系，他就咬不到我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