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九站在船头，铁篙拄在脚边，眼睛盯着前方的河岸。他是钟相的后人。钟相——南宋初年洞庭湖起义的领袖，被朝廷镇压，死在了刀下。钟家世世代代都记得这笔血债，世世代代都想报仇。钟九不想北伐，不想抗金，不想什么家国大义。他只想杀官、杀兵、杀朝廷的人。谁给他机会，他就跟谁走。周无生给他机会，他就跟周无生走。洞庭帮的船队沿着襄水来回巡梭，像一群在水面上觅食的鹗。他们穿着渔民的打扮，船是普通的渔船，篙是普通的竹篙——除了钟九手里那根。铁篙，通体铁铸，一丈二尺长，碗口粗，少说也有七八十斤。篙头磨得尖利，像一柄长枪，篙尾铸了一个铁环，环上系着一条铁链，铁链的另一头缠在钟九的手腕上。这根铁篙，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，杀过宋兵，染过朝廷的血。

武眠风不走水路。他带着五百禁军，护卫吴曦的家眷，从襄阳出发，沿陆路向蜀中行进。按计划，到了襄阳就该换水路，走汉水逆流而上，经房州、金州入蜀。但武眠风常年行走江湖，总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危险在水上飘着。他说不上来是什么，但直觉告诉他，不能上船。于是他坚持走陆路，准备到兴州再换水路。他的决定让很多人不满。

左军头董立，四十来岁，行伍出身，从大头兵一步步爬到都军的位置。他对武眠风这个空降的“制使”本就看不惯——制使不是正式统军官，相当于机关干事，奉令监管某部办事，没有实权，却要对他指手画脚。走陆路？多走好几天，弟兄们受累，马匹损耗大，粮草消耗多。董立嘴上不说，心里不痛快。右军头薛祥更是不满。他是个老油条，在禁军里混了二十年，最会看风向。武眠风年轻，没资历，没人脉，空降下来镀金的。薛祥不买他的账，当面笑嘻嘻，背地骂娘。吴家的人也不满。吴曦的母亲杨氏年过六旬，身体不好，经不起长途颠簸；妻子罗氏年轻，但娇生惯养，走几天陆路就叫苦不迭；两个儿子吴旸和吴昕倒是精力旺盛，在车里坐不住，吵着要骑马。护送的家仆更是怨声载道，说走水路多舒服，干嘛自讨苦吃。武眠风不解释。他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，银甲白袍，腰挎长刀，目光扫过前方的道路和两侧的树林，一言不发。

队伍又走了一天，沿着襄水北岸，向西行进。六月的天，热得像蒸笼。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头顶，晒得盔甲发烫。宋军贪凉，把甲胄脱了，堆在车上，只穿着单衣。董立提醒过一次，说小心敌袭，薛祥笑他大惊小怪，说现在天下人都看着北伐，谁敢动吴将军的家小？董立想想也是，就没再坚持。

河面上，一支船队顺流而下。船不大，十来艘，都是普通的渔船。船上的渔民穿着短褐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看起来和襄水两岸的渔民没什么两样。领头的船上，站着一个枯瘦的老头。头发花白，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，背微微佝偻着，看起来风一吹就要倒。他手里拿着一根竹篙，在水面上一点，小船立刻飞速行驶，比旁边的船快出一大截。武眠风的目光在那根竹篙上停了一下。竹篙入水，船速陡增——不是撑篙的力气大，是篙本身有古怪。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。

“警戒！”

他大吼一声，声音在烈日下炸开，震得路边树上的叶子簌簌落下。

董立还算给面子，招呼他的人懒散地围住了吴家的车队。士兵们从车上拿下弓箭，慢吞吞地搭箭上弦，还有人蹲在树荫下不肯起来。薛祥根本没动，骑在马上，慢悠悠地晃到武眠风旁边，笑嘻嘻的。

“武制使，现在天下人都看着北伐，谁敢让吴将军的家小有事？你何必大惊小怪？”他打了个哈欠，“弟兄们走了一上午，累了。歇歇再走吧。”

武眠风没有看他。他的眼睛盯着河面上的船队。

薛祥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那些渔船，笑了。“打鱼的。武制使在江湖上走惯了，看谁都像刺客。”他摇了摇头，转身要走。

船队的舱盖同时打开了。每艘船的船舱里露出三个弓手，清一色的竹板弓。弓身用竹片叠压而成，刷了桐油，泛着暗黄色的光。这种弓不是禁军制式兵器，是民间私造的，力道不大，射程不远，但射速快，声音小，适合偷袭。弓手们没有喊话，没有警告，搭箭就射。

第一波箭雨来得又快又密。近百支箭从河面上飞来，划破空气，发出尖锐的“咻咻”声。宋军没有穿甲，单衣挡不住箭头。箭矢入肉的声音、惨叫声、倒地声混在一起，像一锅炸开的粥。一个士兵捂着脖子倒了下去，箭矢从喉结旁边穿过，血喷了出来；一个士兵腿上中箭，跪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拔箭，第二支箭又射中了他的肩膀；一个士兵转身要跑，背上中了三箭，扑倒在地。倒地的多，死的少——竹板弓杀伤力有限，箭头入肉不深，但疼。疼得人在地上打滚，疼得人嚎啕大哭，疼得人乱了阵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