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凤至收到张学良近况的消息，是在一个寻常的星期三下午。不是从台北来的信，也不是从赵一荻那里转来的——是闾珣从公司带回来的一封律师函，从台北寄出，走的是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转递渠道。信封上盖着台北的邮戳，寄件人栏里写着一个她陌生的名字。

“娘，这是台北转来的。发件人姓王，是爹在台北的律师。”闾珣把信放在她桌上，在旁边坐下来。

“他说爹的身体还好，只是膝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去年冬天摔了一跤，在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。现在能下地了，但走路要拄拐杖。赵四阿姨身体也好，去年闾实回家过年，带了个女朋友回去，说是同事，在同一个工程公司上班。爹每天还是看那本《明史》，看到记不住东西为止。”

于凤至拆开信封。律师函写得很正式，抬头是“致于凤至女士”，落款是“王律师敬上”。信里除了闾珣说的那些，还有一行字让她停了片刻。

“娘，信上还说了什么？”

“说他最近跟台北几位旧友小聚，席间有人提到我的名字——说我在纽约做了不少慈善，东北那边的学校好几所都是基金会捐的。他听着，没有插嘴，回家以后把算盘拿出来拨了一颗珠子。这些年了，他拨珠子的习惯还是没变。”

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，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哈德逊河上的冰凌正在午后的阳光下一点点融化，河面上有几艘货轮正在排队进港，汽笛声低低地压过来。

“闾珣，你给你爹回封信，就说纽约这边一切都好，让他安心养着。不用写太多——就说基金会今年又新增了几所学校的资助，榆树那边的学生有几个考上省城中学了。”

“好。要不要跟他说你自己也常念叨他？”

“不用说，他拨算盘的时候自然知道。”

闾珣应了一声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。“娘，还有一件事。王律师在信里附了一份台北那边的剪报——是一篇关于爹的报道。你要不要看？”

“放桌上吧！我等会儿自己看。”

闾珣把剪报放在她桌上，轻轻带上了门。于凤至坐下来翻开剪报，台湾的报纸用的是繁体字，标题是《张学良软禁逾二十载，旧部呼吁恢复自由》。

报道里提到他身体尚可，但软禁条件依然严格，外客探视需经层层审批，连旧部想见他一面都要提前申请，获批的概率不高。报道末尾引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旧部的话：“少帅这辈子，对不起东北，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
她把剪报合上，和那封律师函一起放进铁柜子里。铁柜子里已经摞了不少档案——评审小组的旧合同、杨宇霆的抵押文件、离婚协议、赵一荻的信。现在又多了一份律师函和一份剪报。她把柜门关上，把钥匙放回口袋。

窗外哈德逊河上的冰凌已经化尽了，春天正在一寸一寸地铺开。她拢紧大衣，走出办公室。走廊里闾珣正跟詹姆斯核对下周联合评估小组的议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