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，纽约的银杏树到了四月才抽芽，于凤至每天早上还是七点准时到办公室，比清洁工还早。詹姆斯已经升了合伙人，办公室里多了几个新面孔——都是闾珣招进来的年轻人，刚从商学院毕业，西装笔挺，说话时习惯把钢笔夹在耳朵后面。

“夫人，科恩先生上周又送了一张支票过来，说是今年的‘还债’——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亲自送来，今年是他儿子代送的，说他父亲上个月做了个小手术，不便出门。”詹姆斯把支票放在她桌上。

“什么手术？”

“说是膝盖，换了个人工关节，现在拄着拐杖，但精神很好。他儿子说科恩先生让他带句话——‘今年利息照付，本金永远不还。’”

“知道了，支票入账，给他寄张收据回去。”

詹姆斯应声出去。于凤至把支票放进抽屉里，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哈德逊河上的冰已经化尽了，河面上有几艘货轮正在进港，汽笛声低低地压过来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拿起桌上那只铁轮子。铁轮子的边沿被磨得光滑如镜，在窗外的阳光下泛着暗银色的光。多年前闾珣在大连码头把它塞进她手心，后来她在化疗病房里攥着它撑过了最难熬的夜晚，再后来她带着它从纽约飞到台北，又从台北飞回来。她把铁轮子放在床头柜上，准备等闾珣下班回来就还给他。

下午闾珣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太平洋航线春季运力分配的最新报告。他看见桌上那只铁轮子，脚步停了一下。

“娘，这个——”

“还给你。在大连码头你给我的时候说，‘等你去美国接我的时候再还给我’。后来我做完手术，你又说‘等你办完事再还给我’。现在事都办完了——公司你接手了，基金会也立好了，该还了。”

闾珣把铁轮子接过去，低头看了好一阵子。他手指轻轻抚过铁轮子光滑的边沿，抬起头来时笑了一下，眼眶有点红。

“娘，这只铁轮子跟着你走了这么久——从大连码头到纽约，从雪窦山到台北。我都不记得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了。”

“原来是什么样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还在这里。你留着——以后你儿子问起来，你就告诉他，这是他奶奶从奉天带出来的。”

闾珣把铁轮子放进口袋里，把那份报告放在她桌上。“太平洋航线春季运力分配方案我批好了，你只看不签。”

于凤至坐下来翻开报告，铅笔在纸上慢慢地画着记号。窗外纽约的春天终于来了，银杏树的新叶在风里轻轻摇晃。她看完报告合上文件夹。

“你签你的，把航运板块的收盘数据放我桌上就行。”

“好。”闾珣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她桌上那只已经空了的旧算盘——骨珠磨得发亮，最右边那颗还停在她刚才拨到的位置。他转身轻轻带上了门。

傍晚时分，詹姆斯敲了敲门，手里拿着一封从台北转来的信。信封上是赵一荻的笔迹，盖着台北的邮戳。

“夫人，赵四小姐的信。这封走了快半个月——台北那边最近邮路不太通畅。”

于凤至接过信拆开，赵一荻在信里说闾实大学毕业了，在台北一家工程公司找了份工作，学的土木工程，被派去修横贯公路，常年在外不着家，他娘心里空落落的。